![王佐[井岡山早期領導人、革命烈士]](/img/1/a3f/nBnauM3X1YDOzQTM5cTOwAD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3kzL3I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王佐[井岡山早期領導人、革命烈士]")
人物經歷
關係危機
關於“袁文才、王佐與土匪關係”的討論
1928年底，國民黨調動了三萬餘人的兵力，對井岡山實施圍困戰術。由於這一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加上經濟上的封鎖更加嚴密，紅四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之中。
面對這種困難，毛澤東、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開了著名的柏路會議，決定實施毛澤東提出的“圍魏救趙”戰略，由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率領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二十八團、三十一團揮師下山，直出贛南，從而達到內線堅守與外線作戰相結合。
柏路會議正式結束，代表們紛紛起身離座。時任中共紅四軍前委書記兼紅四軍政委的毛澤東，忙向魚貫而出的彭德懷、譚震林以及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中共永新縣委書記龍超清、寧岡縣委書記王懷等人招了招手，將他們留了下來。
毛澤東抓過身旁的布包，環視了眾人一眼，抖落出已經傳達過的中共六大檔案。他用手指著《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的章節，說：“讓大家留一下，是要傳達一個檔案。上午傳達時，袁文才、王佐在，我跳過了這一段。”
大家一聽，立即睜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覷。
“這是中央‘關於與土匪的關係’一節”，毛澤東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來，“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決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念完這一段，毛澤東放下檔案，心情沉重地說：“你們聽明白了吧？就這一段，我上午沒念。真不曉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這一條政策來。要是老袁、老王曉得了，還不知有啥事？你們幾個議一議，該咋辦？”
王佐雕塑王懷和龍超清最先站起來表態：“既然中央有這樣的指示，我們應當執行，對於井岡山的土匪，我們也應堅決殲除。”
陳毅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前幾天我們紅四軍才發了《告綠林兄弟書》，號召綠林兄弟們加入紅軍，與共產黨齊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變了調頭？再說，老袁、老王他們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異議：“土匪的稱呼是土豪劣紳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產黨理應團吉他們。再說，中央這么做，不是讓紅四軍去乾過河拆橋的事嗎？自相殘殺，怎么也說不過去。”
毛澤東聽到這裡，心裡一下寬慰多了，他一錘定音說：“袁文才、王佐的問題不在中央檔案的意思範疇內。對於袁文才和王佐兩位同志我們不能把他們當土匪看待。經過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戰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為黨的事業，為根據地的鞏固，為紅軍的壯大，立下了許多功勞。他們是功臣。當然，情況還得向中央報告清楚，免得日後留下什麼後遺症。”
王懷、龍超清不再爭辯。
然而，剛在年底接替譚震林擔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的鄧乾元卻對毛澤東的決定有異議。在他看來，中央檔案對土匪的處置不是憑空制定的。他認為應該將袁文才的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免去，另行換崗，不讓他與王佐糾合在一起。鄧乾元的意見得到了眾人的贊同。
毛澤東也覺得這個提議既可行又合理。於是，他又果斷地提出了將袁文才調離井岡山，改任紅四軍副參謀長，隨大隊一起遠征贛南。
朱德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為了照顧袁文才的情緒，毛澤東又建議並通過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的決定。
時任紅五軍軍長的彭德懷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況為由，自始至終沒發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澤東找到袁文才，通報了前委對他的任職方案，希望他能顧全大局，出任紅四軍副參謀長，隨軍行動。袁文才心中當然割捨不下他熟悉的井岡山，但最終他還是表態：願意無條件服從組織的安排。
為了平衡關係，也為了能真正黏合邊界特委與王佐等人，毛澤東將自己一貫器重的黨務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來，並反覆作了特別交代。
緊張環境
1929年5月，圍困井岡山的國民黨軍隊因忙于軍閥大戰，大部已撤走。井岡山上下無不歡欣鼓舞，長鬆了一口氣。
與此同時，遠征贛南的紅四軍經過連日的長途奔襲後，作了短暫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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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井岡山早期領導人、革命烈士]這天，袁文才來到了與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書長劉輝霄處，只見門敞開著，院子外兩條破長凳上曬滿了檔案。屋內，劉輝霄來回走著，不停地整理前委的東西。
袁文才望著忙碌的劉輝霄，沒有驚動他。他正欲跨門而入，卻本能地回頭一瞥，只見長條凳上一溜地擺著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檔案，其中一份用鉛筆畫出了粗粗的黑槓，在陽光的映襯下，顯得異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腳，好奇心頓生。他反身仔細一看，那粗黑的鉛筆下畫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經的標題“與土匪的關係”。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後，袁文才頓覺寒徹肌骨，仿佛掉進了冰窖。他放下檔案，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劉輝霄聞聲而出，看見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頓時明白了。他走過去，用力將袁文才扶進室內，卻不知說什麼好。
兩人默坐一陣，袁文才怏怏地告退。從此，那份檔案像夢魘一樣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終於有一天，跟隨南下部隊到了廣昌苦竹壩，覺得自己已陷入了滅頂之災的袁文才，決心脫離紅四軍，再回井岡山。他拉上劉輝霄、謝桂標等人，以“到哪裡都一樣的革命”為由，將一張“告假條”留在軍部，趁著黑夜悄悄離開部隊趕往井岡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岡山，藏在王佐那裡。他痛心疾首地對王佐說：“我們再怎么忠心，他們還是信不過。”
袁文才與王佐一起商量對策。
幾天后，中共寧岡縣委書記謝希安到礱市向特委書記鄧乾元了袁文才的情況，鄧乾元聽後大為驚訝。
三天后，鄧乾元與龍超清、謝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並代表特委邀請袁文才“出去工作”。尷尬自責和無奈無助中，袁文才默默地應允了。
5月下旬，中共寧岡縣委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已經出來工作的袁文才擅離紅四軍的處理。湊巧的是，被毛澤東一向器重並特意留下來的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也前來巡查工作，列席了會議。
會上，龍超清、謝希安等土籍幹部力主從嚴處理，開除袁文才的黨籍；而劉克猶、李筱甫兩名客籍常委則堅決反對。一時，土、客籍的兩派黨員激烈交鋒，相持不下。
經過宛希先的反覆勸解調停，會議採取了折中辦法：給袁文才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仍參加縣委常委工作，負責三十二團軍事及寧岡地方武鬥的領導。
毛澤東離開井岡山時，心中有兩個心結：一是邊界特委如何正確看待袁文才、王佐並能與其融洽相處；二是對根據地內糾纏不清的土、客籍爭端傷透了腦筋。因為這種爭端導致了以土籍人為主把持的特委與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對立，說開去就是敏感的“黨與槍”的關係。
“八月失敗”後，以袁文才、王佐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紅四軍三十二團，在茅坪居然無組織無紀律地槍殺了土籍人、原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為恐慌，一下子逃往鄰縣達6000多人。後經邊界特委採取斷然措施，方才平息了這場風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間的仇恨卻愈加難解。
作為特委班子裡重要成員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幹部。他原本為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聲望都很高，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他便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唯一的依靠和緩衝。
邊界特委與袁、王關係形同水火之際，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顯出來。因此，在三任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鄧乾元、朱昌偕）的提議下，土籍人把持的邊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連同他們的三十二團，則必須先搬開宛希先這塊橫亘其間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對宛希先動了殺機。經過密謀，永新縣委書記劉真與寧岡縣委書記王懷一致贊同。
危機加劇
龍、宛之死加劇袁文才處境的危機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縣九陂山區開展工作的永新縣委婦女部長龍家衡，接到偵察人員帶來的訊息：丈夫劉真（邊界特委委員、永新縣委書記）的老父親在家病逝。考慮到劉真的家鄉株塘村是白區，龍家衡決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為時間緊迫，距特委、縣委所在地九隴山又遠，她來不及請示，只向身邊的同志交代了幾句，便化裝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個族叔家裡，暗地裡安排料理公公的後事。不料，已被其兄長龍慶樓（當地反動派五鄉聯防團團總）盯梢。
龍家衡料理好公公後事的當晚，即返回九陂山區。天剛拂曉到了住地。就在龍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個警衛連到了九陂山區。宛希先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毛澤東特意安排留下來的，並擔任了特委副書記，是特委成員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見到龍家衡便沉著臉說：“龍部長，你怎么一個人出山去白區了？去白區要經過縣委、特委批准，這是紀律，你不會不知道吧？”
此時，警衛連顏連長突然指著山腳下叫道：“宛書記，你看白狗子進山來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衛排長抓到敵聯防團一個偵探，從他身上搜到一封龍慶樓給龍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龍家衡一眼，忙命警衛連長作好戰鬥準備，赤衛隊掩護區委機關和傷病員趕緊撤往深山老林。
剛安定下來，宛希先即命令警衛連汪排長帶幾名戰士押送龍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隴山。這汪排長出身貧窮，苦大仇深。聽說這個女的是“反動派的奸細”很是仇恨。在去九隴山的路上，便“開審”起龍家衡來。他左一個“奸細”，右一個“老實交代”，龍家衡只是默不作聲。汪排長氣憤不過，最後竟掏出槍來威逼龍家衡招供。龍家衡對著槍口，卻無懼色：“你怎么能這樣對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長大怒：“誰是你這個臭奸細的同志？老子一槍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長扣響了扳機，龍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長見此慌了，待鎮定下來後對戰士說：“這個女的是通敵的內奸，就說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報告，心裡很是懊惱。龍家衡慘遭不幸在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以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為首的一些特委領導成員及永新縣委、寧岡縣委不少同志對宛希先殺害龍家衡大為不滿。
在特委會議上，待宛希先講述了龍家衡被殺的始末後，特委副書記劉天干就站起來質問：“宛希先，龍家衡一個縣委婦女部長，就被你隨隨便便地槍殺掉，誰給你的這個權力？”
“我已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長擊斃的。”
“宛麻子，你哄騙得誰？龍家衡會逃跑？鬼才相信，還不是你的命令？”王槐大聲指責。
與會的兩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見狀惱怒起來。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龍家衡，一個大地主的女兒，反動團總的親妹子，在革命隊伍中就是一個隱患！不要說宛希先不是有意殺她，就憑她引來白軍一條，殺了她，也沒有什麼大錯！”
劉真一聽王佐的話，激憤不已：“龍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們有目共睹！她與其兄有著根本的區別，即使她有錯，也不該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為重，秉公辦事，他身為特委副書記，在非常時期有權處置一切，何錯之有？”袁文才臉繃得鐵緊。
王懷一聽，脫口而出：“你們三個早就共穿一條褲子，串通一氣，想打擊永新的同志。老實告訴你們，沒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懷的話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憤人，今天你不把話講明白，絕不罷休。”
朱昌偕目瞪這種局面，遂大聲說：“別吵了，這是特委會議，像什麼話！都是革命同志，要團結一致嘛，不要相互懷疑，相互猜忌，意氣用事。龍家衡同志的被殺，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討論到這裡。散會！”
為了避免矛盾進一步激化，朱昌偕決定讓宛希先暫時離開九隴山，去兼任中共茶陵縣委書記。
1929年11月，邊界特委決定永新、寧岡、茶陵等縣紅軍警衛營和赤衛大隊攻占永新縣城。正在做準備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報，敵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決定：茶陵武裝不參加攻打永新縣的行動。
攻打永新的戰鬥勝利後，朱昌偕立即在大灣召開會議，要宛希先說清原因。
會上，朱昌偕、劉天干、龍超清嚴厲質問宛希先為什麼不執行特委決議，茶陵的革命武裝為什麼不參加戰鬥。特委副書記王懷板著臉，在宛希先跨入門房之際，就指斥說：“身為特委組織部長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調度，貽誤戰機，要老實交待代自己的問題。”但無論宛希先怎么解釋，眾人都置若罔聞。袁文才又因故未到會，宛希先實在孤掌難鳴。會議最後決定解除其職務，並關押審查。
被關押在一間茅屋子裡的宛希先感到事態很嚴重，弄不好性命難保，欲趕快離開去向上級匯報。見看守人員抱著槍打瞌睡，他就撬開窗子逃了出來。大灣村一帶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裡，計畫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斷定，他是畏罪潛逃。於是連夜動員二千多人打著火把，上山搜捕。在一個小山洞裡，宛希先被赤衛隊搜出。朱昌偕、劉天干、王懷等特委幾位主要負責人決定將宛希先處決了。
訊息傳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寧岡茅坪，二人即率一撥人馬趕到大樹灣要討個說法，見特委書記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條王法？他身為特委副書記，你們竟擅作主張，說殺就殺，說剮就剮，今天倒要你們說個清楚！”
朱昌偕見袁、王大有興師問罪之意，怫然作色說：“宛希先違抗特委決議，是罪有應得！誰違抗特委決議，就是這個下場！”
袁文才強壓怒氣：“老朱，你莫抓著雞毛當令箭，動輒拿特委來壓人！老宛被殺明明是有人打擊報復，公報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們莫不是想把反對你們的人斬盡殺絕？老子天不怕、地不怕，還怕你們這幾個鼠肚雞腸的人？”說著，拔出手槍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會，朱昌偕才緩過神來，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脅特委？”
袁文才也覺得王佐的舉動有點過分，忙叫他把槍收起來：“王佐是個粗人，哪個不曉得？今天再扯也沒什麼意思，以後到前委去理論。”說完，扯著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這次大吵之後，對袁、王二人既惱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習氣。
羅克紹事件
導火索——羅克紹事件1930年1月間，中央派特派員彭清泉來到永新縣了解湘贛革命鬥爭情況，朱昌偕向彭清泉匯報了袁、王的情況，特別提到了自己對袁、王的擔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縣于田村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會議決議的第五條就是：“必須堅決解決袁、王問題。”
朱昌偕回永新後即與劉天干、王環、龍超清等人商議。劉真、龍超清認為：袁、王雖目無特委，獨斷專行，但尚無反對革命、投靠敵人的形跡，解決袁、王問題難以服眾，還是從長計議為好。朱昌偕考慮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見。
然而，一個月不到，就發生了“羅克紹事件”。
羅克紹身任茶陵、寧岡、永新等五縣聯防團團總，是紅軍的死對頭。他有個30多人的兵工廠，能生產步槍、子彈、手榴彈。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這個兵工廠繳獲過來，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羅克紹帶著隨身警衛20餘人到茶陵縣獵狗壠姘婦家過夜，被袁、王活捉。為了讓羅克紹交出兵工廠，二人對羅十分禮遇，等羅答應交出兵工廠即放了羅克紹。
朱昌偕得知這一情況後，連夜召集會議研究對策。朱昌偕認為，雖然尚不清楚袁、王勾結羅克紹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請示特委擅自釋放羅克紹已是不爭的事實。再說，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後果就不堪構想了。為了革命不遭損失，應先下手為強，除掉袁、王。對於朱昌偕的意見，與會者均表示贊同。
但要誅殺袁、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隊伍有700多人，隊員強悍，來硬的難以對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說：“以中共湘贛邊特委的名義給袁、王去一信，聲稱上級決定，邊界各縣紅軍警衛營、連擬編入紅六軍，袁、王部為六軍三縱隊，袁為司令，王為副司令，即日開赴永新縣城集合，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後，將他們與部隊分開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書記朱昌偕與常委王懷，連夜騎馬趕到紅五軍駐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懷叫醒，焦急地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勾結反動民團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紅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彭德懷聽後甚為吃驚，陳述了袁、王不致於叛變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懷以種種“事實”加以佐證，言辭懇切，後竟泣聲陳詞。這時，彭德懷不能不考慮了，因為按照黨內的隸屬關係，紅五軍應受邊界特委節制，於是未加深思，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隨朱昌偕、王懷出發。
彭德懷特別叮囑張純清，四縱只是守護在永新縣城的戰略要點東門出城的浮橋與北門，以防萬一。先不抓人，弄清情況，穩住局面，再行處置辦法。
次日大早，紅五軍第四縱隊300餘人槍，神不知鬼不覺地開往了永新。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宣稱“成立紅六軍第三縱隊，與紅五軍攻打吉安”。
與此同時，邊界特委偽造了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給袁文才的信。信的內容為：紅四軍前委決定，邊界六縣赤衛隊合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以袁文才為司令，王佐副之，永新縣城合編，隨後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計畫進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來信後，不知是計，除留少數人在寧岡外，率大部抵達永新縣城。朱昌偕、劉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隊的住宿地點。部隊分住幾個店鋪，與袁、王駐地有一段距離。袁、王對特委的安排並未在意，更無防備。
特委向五縣赤衛隊傳達了軍事部署，稱“袁、王二人勾結茶陵團總羅克韶已經叛變革命，明日借成立大會之際，務必除掉這兩個叛徒。各部牢記口令，左臂纏繞白毛巾，一定完成鋤奸任務。”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時左右，朱昌偕率十幾個警衛人員敲開了袁文才的住房門，隨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開槍。袁文才當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住在不遠處的王佐一貫警醒，聽到槍聲，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隨從的簇擁下，直奔馬廄，牽出坐騎，翻身上馬，慌忙往東門疾馳，竄上禾水河上的浮橋，豈料河中浮橋已被拆掉，王佐連人帶馬栽入河中。王佐抱著馬脖子，拚命劃向對岸。就在他快到達對岸時，守候在此的紅五軍第四縱隊突然鑽出叢林，喝問口令。
王佐哪裡答得上，只是回答說是三十二團王佐副團長。話音未落，岸上潑水似的子彈一齊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喪冬瓜潭。
與此同時，城中的三十二團除逃脫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繳械控制起來。
就這樣，朱昌偕不但殺了紅四軍留下的幹部宛希先，還將毛澤東花了不少心血爭取、教育過來的兩位綠林好漢，已為革命作出了一定貢獻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殺害了。
遠在贛南的毛澤東聽說袁文才、王佐被殺，感到十分震驚。井岡山是他和朱德等人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袁文才、王佐對這塊紅色區域的建設，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
袁、王被殺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幹周桂春、謝桂標、陳夢平、謝華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後被抓住槍殺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總計打死淹死40餘人，袁、王兩支部隊從此消亡了。後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幹謝角銘與王佐的哥哥王雲龍即收攏殘部，“電省反赤”。從此，井岡山軍事根據地隨之喪失。後來，紅軍部隊數次力圖恢復，均未奏效，反遭嚴重損失。
得到平反
全國解放後，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正人就派人來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
人物軼事
王佐被平反後，袁文才兒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兒子王壽生一起被中央邀請參加了開國大典。1954年南方慰問團給錢為袁家蓋了新房。解放後不少老紅軍到井岡山來，都來探望袁文才妻子謝梅香。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還特別邀請了謝梅香和王佐之妻蘭喜蓮到井岡山賓館見面。
